【文/克勞斯·施瓦布】

過去40年中，世界各國的債務無論從規模、發展速度還是覆蓋范圍來看，都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

202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強烈沖擊下，全球債務總量增加了兩倍，達到了GDP的350%，其中僅公共債務就接近GDP的100%。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世界各國政府已經累計撥付了17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GDP的16%）的財政資金，而各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規?？偣矓U大了近8萬億美元。

因此，我們很難判斷政府債務達到哪種水平會帶來問題。最新的政策顯示，關鍵的問題不在于“債務的規?！?，而是在于“債務的用途”。顯然，為了防止社會經濟崩潰而產生的公共債務，截然不同于那些為了支持無效政策議程而導致的公共債務。

當地時間2022年10月21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羅斯福廳就削減財政赤字發表講話。圖源：視覺中國

或許正因如此，人們才能容忍創下歷史新高的公共債務水平，市場目前似乎并未出現擔憂的情緒。政府債務不可能在不引起重大問題的情形下無限擴張下去，最終一定會出現三種結果：（1）促進經濟增長；（2）刺激通貨膨脹；（3）造成債務違約。作為一種緊急方案，債務貨幣化最多維持在目前水平。

鑒于上述提及的各種原因，除了提高生產效率（下文將闡述這一可能性），適度規模的高增長并不一定會發生。如果不能實現長期穩健增長，那么就可能會出現低增長、高通脹并存的惡劣局面。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中，同時發生通脹和債務違約的風險最高。

通貨膨脹（或者未發生通貨膨脹）在公共債務累積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由于已經多年未出現通貨膨脹，各國央行不僅容忍了不斷增加的財政赤字，而且助推財政赤字的增加。

隨著政府在不增加稅收的情況下擴大開支，它們就會通過發行債券為產生的財政赤字買單。反過來，為了實施量化寬松的政策，各國央行從投資者手中購買這些債券，以降低政府借債的利息。

正如經濟學家塞巴斯蒂安·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在“神奇貨幣的時代”一文中指出，“粗略地講，財政部向自己國家的央行出售債務就相當于自己向自己借錢。央行模糊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界限，而財政當局也部分受益于央行的煉金術”。

當前，全球公共債務達到了“二戰”以來的峰值，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也達到了戰時規模，這使財政和貨幣政策回歸正常變得十分困難，將給“決策者帶來艱巨的挑戰”，在通貨膨脹可能卷土重來的背景下，這一問題顯得尤為嚴重。當利息開始上升，債務的可持續性會立刻面臨風險：政府的償債成本會大幅攀升。

在增長放緩、債務上升的背景下，世界將走向何方？在諸多影響中，有四個方面最為突出：第一，國家之間的趨同性終止；第二，通貨膨脹卷土重來；第三，生產效率再次提升；第四，加密貨幣強勢出現。前兩個將產生很大的問題，第三個將為我們帶來希望，第四個則揭示了我們必須面對的重大未知和不確定性。

第一，富國和窮國之間趨同性的終止可能是暫時性的，也可能成為后疫情時代經濟格局的系統性特征。目前來看，一個可以確定的趨勢是，世界經濟的疫后復蘇將是不平衡的。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前景要遠遜于發達國家，這種相互背離的情形將會形成“雙速”全球經濟局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曾預計發達國家的經濟產值到2022年將會恢復至疫前水平，然后便會小幅超越，而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至少在2025年以前都會遠落后于這一趨勢。

有兩大原因可以解釋這一脫節現象：一是疫苗接種差異，二是財政和貨幣政策支持力度的差距。就第一點而言，截至2021年10月，發達國家近60%的民眾已接種新冠疫苗，而新興經濟體的這一比例僅為36%，最貧困國家的這一數據更是只有可憐的5%。這就意味著只有發達國家民眾的生活可以開始恢復“常態”。

從第二點來看，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和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基本沒有足夠的財政政策空間，難以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負面沖擊。一些國家曾推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造成了資本的外流、匯率的劇烈波動和通貨膨脹水平的上升。

更糟糕的是，由于債權人擔心危機不斷惡化，不愿意提供展期貸款，因此導致這些國家難以維持現有的債務水平。在疫情暴發后的最初幾個月，90多個國家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施以援手。

展望未來，如果美國采取緊縮政策，很可能會導致新興市場大量資本外逃，進而導致資本成本增加。連鎖反應幾乎不可避免：發展中國家的麻煩也會影響發達國家。雙方在發展過程中越是相互背離（而不是趨同），因傳染效應引發金融動蕩的風險就越大，進而越容易出現不可控制的移民和地緣政治沖突。

第二，大多數分析人士和決策者都未能預料2021年第三季度通貨膨脹會卷土重來。在2020年衰退的基礎上，全球經濟出現強勢反彈（反彈幅度創80年來新高），但同時伴隨著全球通脹水平的快速上升。

絕大多數的政策制定者、分析人士和市場主體最初都以為這只是暫時現象，認為通脹是因為經濟復蘇引發了需求強勁增長，而供應鏈尚未對此做出快速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