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軍】

1947年，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他的著作Civilization on Trial（《文明經受考驗》）中曾預言，除美國和蘇聯之外，已不可能再看到一個強國出現，哪怕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人口大國也不可能。

事實證明，湯因比的預言錯了兩處。第一，蘇聯崩潰了，并不像他想象中那樣強大；第二，中國經濟正在崛起。中國用了40年時間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超乎湯因比的想象。

不過在當下，崛起中的中國經濟正在遭遇來自頭號經濟體美國的攻擊和技術鉗制，而且正如很多人所擔心的，這種局面正在演變成“新冷戰”。問題來了，未來中國會不會像蘇聯那樣倒下？或者說中國會步日本的后塵，迎來失去的10年或20年？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明白一點，中國成為美國政府發起貿易戰和技術鉗制的目標國家，并非因為中國是美國的敵人，而是因為美國改變了對全球化和中國經濟崛起的觀念。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今天就連美國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包括5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都一改常態，反過來質疑全球化，主張要保護美國。美國知識界的這一“氣候變化”是不尋常和不可思議的，令人遺憾。至于“美國優先”的經濟政策是否會將美國拖入歧途，想必諸多美國的有識之士也對此深感不安。

那么，在此背景下，美國與中國的“新冷戰”是否真會成功抑制中國的經濟崛起？答案取決于對中國過去經濟崛起的解讀。盡管各種非議和批評不絕于耳，但不可否認中國是在比同期絕大多數國家更開放的條件下成功推行結構改革和實現高速增長的國家。這與蘇聯不可同日而語。

盡管中國過去的增長模式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與美國的貿易不平衡和摩擦，但如果認為中國僅是想借助控制匯率和一些扭曲政策來獲取更多的出口和順差，那就錯了，因為這么做對于中國這個大國而言也將會是災難。

國內的扭曲當然存在，但至少在過去大部分時間里是在減少，不然就只能相信中國的增長是虛夸的。尤其是考慮到過去40年中國經濟的非凡表現和在最短時間里實現了人類最劇烈的經濟轉型這個事實，中國的發展和開放戰略在總體上就是相當正面的，遠不是被指責的那些人為扭曲所能概括得了的。

浙江金華：“太平船務”海鐵聯運專列從鐵路義烏西站啟程。圖源：視覺中國

美國政府在指責中國對美國維持較大貿易盈余的同時，全然忘記了中國的貿易總量有多大以及對世界經濟有多重要。換句話說，中國不僅創造了出口與進口之“差”，導致與歐美的貿易失衡，同時也創造了出口與進口之“和”，為世界經濟帶來繁榮。單看中國今天可以維持占GDP大約60%的貿易額這一點，它的崛起就值得世人尊重。對中國偷竊技術的指責一定是假設中國仍是一個封閉經濟，還停留在1978年之前的計劃經濟時代。

正是基于對中國的持久開放和深化改革的觀察，2011年，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Arvind Subramanian在他的著作《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中曾保守地預測，未來20年中國的經濟崛起和在全球經濟中居主導地位是大概率事件。

那么，不斷發酵的中美貿易戰是否真會改變這樣的預測結果？該預測是否也會遭遇人們先前預測蘇聯時的同樣尷尬呢？答案很簡單，除非假設中國未來有重回計劃經濟的可能。事實上，Arvind為了使預測避免過于樂觀，他有意識地要顯得保守一些，以防那些不測事件。

而人們當年對蘇聯的看法卻是極度樂觀的，這部分來源于當時的國家干預主義和福利主義國家思潮的流行，再加上蘇聯的工業與軍事高速擴張的事實，經濟學家嚴重高估計劃者管理經濟的能力并忽略了以下事實：蘇聯有龐大的由計算機輔助的中央計劃系統、有先進的科學研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優良的人力資本，但蘇聯跟今天的中國極其不同，蘇聯沒有市場制度、沒有分權、沒有競爭、沒有貨幣激勵、沒有信息的橫向擴散、沒有企業家精神，也沒有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和通過學習而獲得技術進步的開放政策。隨著經濟變得越來越復雜以及龐大官僚組織的本能膨脹，計劃經濟運轉失靈就為期不遠了。事實是，中國擁有蘇聯不曾有的這一切。

再說日本經濟。要作出中國會重蹈日本覆轍的大膽預測，必然是要無視中國的發展階段和在勞動生產率上中國與日本的巨大差距這一事實。Arvind Subramanian曾明確提到，當年看好日本的預測要說有錯，那就是大多數預測都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即日本經濟在增長停滯之前自戰后算起已經持續了將近40年。

用2005年的美元購買力平價計算，1990年日本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26000美元，幾乎趕上了美國31000美元的水平，換句話說，日本在經濟停滯前已經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并且已經位居全球技術的前沿。

考慮到這個常被人忽略的事實，再加上日本特別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對儲蓄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日本經濟在1990年之后的增長降速顯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中國今天還需要走完追趕前沿的較大距離。

假定中國繼續保持市場開放和持續的結構改革，即便考慮到今天中美貿易戰的持續影響，把中國未來15年的平均增長率估計在5%以下，仍然缺乏足夠有力的證據。實際上，Arvind預測的人均GDP增長率5.5%已經把中國未來（到2030年） 的增長率比之前20年下調了40%。為了檢驗這個下調幅度在歷史經驗中是否還顯得過于保守，他挑選了在那些人均GDP達到美國的1/4之后，其增長率不低于之前20—30年平均水平的經濟體。

在6個數據齊備的國家和地區 （巴西、韓國、中國臺灣、馬來西亞、羅馬尼亞和秘魯） 中有4個這樣的經濟體，只有巴西下降了2.6個百分點，羅馬尼亞下降的幅度則更大些。

盡管樣本極少，但也說明與中國當前階段相似的國家和地區都依然能夠保持較快增長的例子其實并不鮮見。即使這樣，人們也會進一步質問：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國經濟的前景更像日本、馬來西亞、韓國和中國臺灣，而不是羅馬尼亞、蘇聯和1980—2000年的巴西呢？

除了那些顯而易見的原因之外，中國在經濟發展中應對沖擊和不測的能力也不容低估。已故耶魯大學著名經濟學家拉尼斯（Gustav Ranis）教授1995年在總結東亞經濟體能夠保持長期增長的成功經驗時曾經指出：

關鍵的和具有說服力的一點是，決策者持久的可塑性使其總能在每個可以識別的增長轉型的階段上針對變化的需要作出政策的改變。由于這一可塑性，整個系統得以避免失去動力并能在每個階段的末尾重新駛入軌道……每10年有每10年的挑戰，對于每個10年，政府都能作出政策的改變，用庫茲涅茨的話來說，這些政策的改變是為了適應而不是梗阻私人經濟所要求的變化。要說發展的成功有什么秘訣的話，那就是避免思想僵化。這就要靠不斷的政策改革，要不斷回應大量分散決策者的呼聲。

這段描述中國情形的話實在太精彩。在經歷了為應對全球危機而實施的超常的貨幣刺激之后，中國領導人意識到全面反思增長模式和進行結構調整的時候已到。這顯然需要巨大勇氣來應對因結構調整而造成的經濟下滑和痛苦。即使這樣，外部觀察家如果認為中國還在堅持過去的模式以維持增長，那就錯了。

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中美貿易戰的沖擊很可能堅定了中國領導人扭轉過去增長模式的決心，要以更大的市場開放和結構改革來消除尚存的各種扭曲和缺乏效率的投資。說到底，中國到了需要依靠其巨大的市場優勢實現追趕并建成先進國家的時候。

《大國經濟：中國如何走好下一程》。作者：張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