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維為】

2020年8月6日，英國記者、作家阿里斯·路西諾（Aris Roussinos）模仿《共產黨宣言》的開篇這樣寫道：“一個幽靈，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的幽靈，正在自由主義西方徘徊?！?021年11月，芒克論壇邀請筆者對話，主題是“何謂文明型國家”。

2022年5月，美國《國家利益》雜志刊文《文明型國家的魅力》（The Allur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該文章聚焦于同年4月在紐約舉行的主題為“文明型國家與自由主義帝國——兩者是否終將碰撞？”的研討會。

文章認為，一種悄然形成于中國和俄羅斯的“文明型國家”論述已開始危及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這次會議除了有學者參加外，美國多位前高官也與會發言。文章稱“文明型國家”話語公開蔑視西方“在世界范圍內大行其道的自由主義范式”，已經在非西方世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而且對西方世界內部的左右兩翼也產生了影響。

2022年6月29日，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前夕，香港外國記者會（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Club,FCC）邀請筆者演講互動，主題是“文明型國家與民主和香港的未來”。顯然“文明型國家”話語已經走出學術象牙塔，成為影響全球政治敘事和戰略抉擇的某種“顯學”。

本文旨在梳理“文明型國家”話語的來龍去脈，概述非西方世界及西方世界關于“文明型國家”的主要論述，并就“文明型國家”話語對全球政治敘事的影響及其原因做出一些初步判斷。

“文明型國家”概念的提出

國際學術界從文明視角研究人類政治的傳統由來已久，從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到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從布羅代爾的《文明史》到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等，都是這方面的經典著作。

但西方主流學者似乎從未深入關注過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融合的可能性。國內學者從文明視角探討中國與世界也有不少著作，但由于種種原因，聚焦于中國模式可能引領乃至重塑世界的論著甚少。

作為長期關注中國現代化進程，特別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研究者，筆者通過對不同文明和國家的廣泛考察和比較研究，得出一個慎重的結論：中國已經通過長期不懈的探索，成為一個把數千年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結合起來的國家，并在許多方面實現了對西方國家和西方模式的超越。筆者把這樣的國家定名為“文明型國家”，以區別于西方學術界長期占主導地位的“文明-國家”敘事。

這種敘事的經典的表述就是美國政治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所說的中國是“一個佯裝成民族國家的（古老）文明”（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白魯恂認為，由于中國古老文明的影響，中國不可能形成包括現代政治、現代經濟、現代社會在內的現代國家。他篤信現代國家只能是“民族國家+西方民主政體”這種顯然已經落伍的標準。

美國政治學家、漢學家白魯恂。圖源：維基百科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于2009年出版了《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力求把“文明-國家”概念中性化。他認為，作為一個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中國永遠不會成為另外一個西方國家，中國的崛起必將深刻地影響世界格局的演變。

但馬丁·雅克亦認為，中國文明和現代國家特性之間會有某種張力乃至沖突，這種沖突“可能把中國拉向不同的方向”。他認為中國今后可能在東亞以某種形式復活自己歷史上存在過的朝貢體系，而中國人的種族優越感也可能對現有國際秩序構成某種挑戰。

筆者則認為，今天的中國首先是一個現代國家，但中華文明的種種特質又使其與眾不同，因為中國已經融合古代文明與現代國家的長處而崛起。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接受現代主權和人權的主要觀念，不會恢復朝貢體系，也不會擁抱種族優越論。

筆者于2010年正式提出“文明型國家”命題和理論框架，強調中國首先是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其現代性融入了自己悠久文明的許多傳承，這使中國在許多方面實現了對西方模式的超越。

例如，“文明型國家”的“良政還是劣政”范式超越了西方的“民主還是專制”范式，中國“民心”和“民意”結合模式超越了西方僅依靠“民意”的模式，中國“選拔+選舉”模式超越了西方僅依靠選舉的模式，中國“混合經濟”模式超越了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中國的自由與自律平衡的價值觀比西方的自由絕對化更具現代性，等等。

筆者先后出版了三本專著，從不同層面論述“文明型國家”：《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2011年）、《中國超越：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光榮與夢想》（2014年）、《文明型國家》（2017年）。其中《中國震撼》的銷量過兩百萬，被譯成十來種文字，在國內外均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雖然筆者正式提出“文明型國家”的時間是2010年，但自己形成“文明型國家”理論框架則是一個更為長期的研究和思考的過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筆者與白魯恂教授本人的接觸。

1985年10月，時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美中全國關系委員會理事會副主席的白魯恂以專家身份，隨美國知名人士代表團訪華，先后會見了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外交部部長吳學謙等。這些會見都由筆者擔任翻譯。白魯恂給我留下了較為特殊的印象，他每次會見中國領導人都積極提問，但會見后又常常抱怨中國政治哲學和文化的所謂“缺陷”。

一次中美雙方互動時提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表示不以為然，他認為這樣的政治哲學是不明智的，沒有一個政府的合法性可以建立在政績上，如果建立在政績上，那么政績差了合法性就沒有了。后來筆者自己從事學術研究后，深感白魯恂的學術偏見影響了不少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和中國政治學者。

1988年，筆者考入瑞士日內瓦大學國際問題高級研究院（IUHEI）攻讀博士學位。筆者利用這段較長的穩定時間，對中國波瀾壯闊而又跌宕起伏的改革開放進程，特別是意識形態與中國改革開放的互動關系，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梳理和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關于中國發展模式的較為完整的思考和判斷。

1994年6月，筆者以優異成績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并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于1996年修訂、出版了第一部英文專著《鄧小平時期的意識形態與經濟改革（1978—1993）》（Ideology and Economic Reform under Deng Xiaoping(1978-1993)），在國際學界受到好評。

當時西方國家還陶醉在冷戰勝利的歡慶之中，十分看衰中國政治體制和發展模式，而筆者通過比較扎實的研究，認為中國已經探索出自己的成功之道，即中國模式。2000年，筆者出版了第二部英文專著《改造中國：中國經濟改革及其政治意義》（Transforming China:Economic Reform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國際反響也不錯，筆者認為中國已經探索出自己的成功模式，雖有不足，但經得起國際比較。